刚刚看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《我们》，第一次看这个节目。我是从半路开始看的，到这里可以看到视频，非常推荐一看，大致故事如下：
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立太，为民工讨薪，结果被民工欠律师费。从这样一个题目出发，邀请了民工、大学生、周立太、企业家、进行民工研究的学者一起讨论其间的诚信。主要讲的是，被不诚信的老板导致欠薪的民工的诚信。
看节目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想起这句话：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”
有人觉得中央电视台有点本末倒置，是不诚信的企业主导致了民工对律师的不诚信：老板对民工欠薪—–民工不付律师费。本来应该邀请捕诚信的老板来谈论这个问题，为什么邀请了受害的民工呢？刚刚开始看节目的时候，我也这样想，为当权者谋，中央台一贯的嘴脸。等我看完这个节目，我才突然明白，这是一种变不可行为可行的手段，能请到那些不诚信的老板吗？因为他们是彻底的不诚信，而这些民工，仅仅是在生存和诚信间，寻找一个准星。
中国的诚信问题，已经是一个不再让人感兴趣的热点，诚信对我们似乎已经不是道德的一种，而是生活标杆上的可移动的准星。民工可以为生存放弃诚信，衣食无忧者可以为更多的金钱面前放弃诚信。于是诚信就像无人问津的某种商品，每个人都知道商品的价值，也需要这件商品，但是总是怀疑商品带来的好处。就读者你而言，接到小贩找零找回的50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下意识看看钞票的真伪？这是不是一种伪善？
我们缺乏诚信，所以像武秀君替亡夫还账这样的事情，依然会引起人们的唏嘘长叹。诚信已经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，这是中国官方的语言。那我们中国到底会不会走上诚信之路呢？怎么走上诚信之路呢？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的质朴民风，是不是会永远变成一种回忆？难道外国人都很讲诚信吗？
读《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》，里面有一段：
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诚实的，我们就不会特别关心某个人的行为是否诚实，这样，采取欺骗方式的人（表面上诚实，暗地里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实施欺骗）将大获其利。越来越多的人采取欺骗策略时，别人的戒心也会越来越大，会越来越警惕。当这两种做法得到同样的报酬时，就将达到伪善与诚实之间的均衡。
假设我们正处在人人想方设法欺骗别人的阶段（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一阶段由人人诚信的阶段发展而来），现在我们因为欺骗，导致交易成本上升，是不是将来我们会逐步走上诚信之路，或者说走回诚信之路？也许是这样，主导人们生活的，归根结底是物质，是经济活动。
诚信是可以传递的，企业主的不诚信，导致了民工的不诚信。而民工的不诚信损害的不仅仅是自身的良知，还会影响企业主—-很难找到诚实肯干的民工。
节目中有个民工说：“无论从什么途径打了官司，得到了一点点补偿以后，我还要为我这个诚信买单吗？为什么我要去打这个官司？官司是因为什么打的？是我农民工这一块不讲诚信的出来的结果吗？谁为我的这个官司，为我的这个诚信买单？”这大概是民工能想明白最简单的道理了。
这样增加了企业主的成本，增加了社会成本，为了降低成本，企业主和社会，就要求讲求诚信，就像我们现在大家呼吁诚信一样。但是企业主会率先打破这种平衡，率先讲求诚信吗？
在《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》里，我还学到一个词，叫做“纳什均衡”，其定义是：
“假设有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，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，每个局中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（个人最优策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他人的战略），从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。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（Strategy Profile）。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，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。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，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。”
简单的说，出头的椽子先烂，第一个打破这种平衡的会受到最大的损失，就像书里举例，监狱看守员枪里只有一颗子弹，却面对企图逃跑的两个囚犯，对任意一个囚犯来讲，面对枪口，投降时最佳选择。而先打破平衡去抢枪的人被子弹击毙的风险最大，而且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人受益。所以对两个人来讲，他们俩一起冲上去抢枪是最佳选择。这就形成了一个那时均衡。关键问题是，他们有这样认识吗？再来看看囚徒困境：
假设有两个小偷A和B联合犯事、私入民宅被警察抓住。警方将两人分别置于不同的两个房间内进行审讯，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，警方给出的政策是：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坦白了罪行，交出了赃物，于是证据确凿，两人都被判有罪。如果另一个犯罪嫌疑人也作了坦白，则两人各被判刑8年；如果另一个犯罪嫌人没有坦白而是抵赖，则以妨碍公务罪（因已有证据表明其有罪）再加刑2年，而坦白者有功被减刑8年，立即释放。如果两人都抵赖，则警方因证据不足不能判两人的偷窃罪，但可以私入民宅的罪名将两人各判入狱1年。表2.2给出了这个博弈的支付矩阵。 表2.2 囚徒困境博弈
B
B
坦白
抵赖
A 坦白
-8， -8
0， -10
A 抵赖
10， 0
-1， -1
关于案例，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，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1年。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，首先应该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当事双方都会怀疑对方会出卖自己以求自保、其次才是亚当·斯密的理论，假设每个人都是“理性的经济人”，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进行选择。这两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盘算过程：假如他坦白，我抵赖，得坐10年监狱，坦白最多才8年；他要是抵赖，我就可以被释放，而他会坐10年牢。综合以上几种情况考虑，不管他坦白与否，对我而言都是坦白了划算。两个人都会动这样的脑筋，最终，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，结果都被判8年刑期。
从这些观点来看，就看看社会是否已经走到诚信的确成为一种需求的那一点。也就是说，是不是我们人人都渴望诚信？由此才能开始社会的转变。当然，即使人人诚信，也肯定有靠欺骗获利的。这是社会的必然。国外诚信比我们好，因为他们的契约经济发展了很多年，经济的运行需要诚信去降低他们的成本。所以，他们大多数诚信，是由经济本身得出的。
当然，这仅仅是我从这本书《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》考察得出的观点。还有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诚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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